2011/8/4 劳动报
文/记者/李阳/摄/应启跃 从代表上海形象的东方明珠到象征申城高度的环球金融中心;从F1赛车飞驰的上海国际赛车场到泳坛巨星劈波斩浪的东方体育中心;从屹立在珠江之畔的广州新电视塔到远在伊斯兰堡的中巴友谊中心,这些赫赫有名的建筑背后,活跃着一批批默默奉献的身影———上海建工人。 如今,建工人的足迹不仅遍布申城,更辐射到国内各地甚至远赴海外,用他们的汗水和智慧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书写着一个个不朽的传奇。
上海篇
工地上忙碌着“不回家的人” 几十年前,说到上海也许人们只知道一条南京路,可是今天,东方明珠、环球金融中心、东方体育中心……上海的新地标层出不穷,当你身处城市之巅俯瞰时,你可曾想到是一群群“不回家的人”为这座可爱的城市打造了如此炫目的名片。 把家安在工地上 早晨7点30分,陈海华照例来到东方体育中心,带着几名同事绕着偌大的场馆巡视一番, 这是中心落成后他每天的“必修课”。两年来,从挖土机挖起第一抓土到工人铺完最后一块砖,他都亲眼见证,这座美轮美奂的建筑是40岁的他第一次担任项目经理创造出的“杰作”。“干建筑的都是要工地不要家”,这句建工人常拿来自嘲的话放在被同事称为“工作狂”的陈海华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从2003年开始至今,陈海华基本没有休过一个正式的假期。2008年底,作为第14届世界游泳锦标赛的举办场馆,东方体育中心项目破土动工,陈海华也彻底把家安在了工地上。 项目建筑总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但是竣工期却不断提前,实际留给陈海华的只有短短16个月。“每天都睡不好觉,刚合上眼就想到哪里还不放心,下床去工地转一圈。”陈海华说。那是60万立方米基坑开挖的时候,由于采取了无支撑体系新技术,施工稍有不慎就可能坍塌。为了不出一丝一毫的纰漏,在基坑开挖的一个半月时间里,陈海华每天都守在施工现场,灰里来泥里去,一天下来灰头土脸。 在工地上陈海华是“大管家”,可在家里却成了“甩手掌柜”,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给了妻子,就连换洗衣服不够了陈海华都抽不出时间回家,一个电话让妻子给送了过来。“每次见到我的时候她都想抱怨,可说不上两句话,我就急着转身回工地了,她想骂都骂不着我。”如今,世游赛都闭幕了,但陈海华却又成了“空中飞人”,郑州的新项目已然开始,而他还要兼顾着东方体育中心的后期维护,提起家庭,陈海华一脸抱歉地苦笑:“等休假了,我主动请求‘组织’批评我。” 我以“上海中心”为中心 每天上班之前,孙海东都会抬头看着一街之隔、高耸入云的环球金融中心,注视几秒后喃喃自语:“快了,很快就超过它了。”他的面前,是一片巨大的钢筋林立的施工现场,这里,将诞生上海高度的新标杆———上海中心。 上海一建承担了上海中心大厦的主体结构项目,作为项目部的成员之一,26岁的孙海东已经是施工经理了。年纪轻,冲劲就足,每天早上5点多,小孙就跟着其他工人一起起床洗漱了。6点一到,几百名工人浩浩荡荡地铺向工地的各个角落,而他的位置常常是在工地的最高点———核心筒。时间进入7月,上海中心已经造到了22层,最让建筑工人叫苦不迭的高温天也如期而至。“上面都是钢筋水泥,而且基本无遮无掩,天气预报说35℃的话,那么在上面至少得有45℃。” 不过对于孙海东来说,在工地上“蒸桑拿”早已习以为常,通宵达旦也是家常便饭。去年3月26日项目部打响了工程开始以来的第一场大战役———主楼基础大底板浇捣,整整60个小时连续作业,小孙几乎未眠。而就在作业开始前,孙海东刚刚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把漂亮的未婚妻娶回了家。 按照习俗,结婚前一周新郎官就该带着新娘挨家挨户发喜糖送请帖了,可是孙海东却是在婚礼的前一天才坐了2个小时的公交车赶回奉贤的家。小两口还没来得及好好品尝新婚的甜蜜,他又急匆匆地返回了工地。“工期紧,管理人员又少,不能总让同事顶班吧”。现在,手机成了他们沟通的最好工具,上班前给妻子发个短信,下班后再报声平安,孙海东说:“等忙完了,争取补给她一个正式的蜜月。”
国内篇
小陆的“地下岁月”与老严的“云上生活” “五湖四海,上天入地。”提到建工集团的工作范围,这八个字是最形象的概括了。近年,在该集团“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高达597米的广州新电视塔,深至地下十几米的地铁工程,建工人的足迹已经辐射到了全国。对于建筑行业来说,“向上发展”与“朝下延伸”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高空作业和地下施工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而不变的却是建工人朴实的岗位承诺:顽强拼搏,追求卓越。 “挖掘”是一种人生追求 在建工集团中,陆凯忠可谓是大名鼎鼎。能成为一个众口称赞的全国劳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他还是个今年刚刚40岁的“少壮派”。“人家都是在阳光的照耀下工作,我正好相反,我作业在地下的阴暗处”。陆凯忠这样打趣自己的职业。作为上海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的盾构专家,他终日打交道的不是钢筋水泥,而是巨大的盾构挖掘机。 “以前主要是上海,可现在近到浙江海门,远到天津、福州,都有我们的项目”。2004年,陆凯忠拥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如今他和14名成员的活动范围已不再局限于上海,而必须穿梭于国内的多个盾构施工现场,地下,成了他们最熟悉的环境。白天在井下,出来已天黑,他们戏称自己是“蝙蝠侠”。 “大半夜一个电话过来就得穿衣服走人,第二天给老婆打电话的时候可能已经在外地了”。虽说每个工程都会有一名工作室成员现场进行维护,但是盾构机一旦碰上了“疑难杂症”,陆凯忠的电话就会响个不停。他的工作没有固定的时间,一个电话,随叫随到。 提到地下的工作环境,陆凯忠笑言:“夏天晒不着太阳,冬天沾不到雪。”但实际环境绝没有这么“舒适”。在地下,这些“蝙蝠侠”可没有“蝙蝠车”,一旦机器“趴窝”,无论盾构掘进多远,他们都必须沿着狭窄到只能容一人通过的步道步行前往,“有时候盾构已经掘进了好几公里,光是走过去就得半个多小时”。 除了环境潮湿泥泞之外,地下的通风和空气条件更不比地上,在地下十几米,再大的通风扇也只能“凑合用”,待不到10分钟就会汗流浃背,初下井的人甚至可能感到呼吸困难,如同缺氧一般。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陆凯忠团队要在高达十几米的盾构机内外爬上爬下,检查每一个零件,找出问题的所在,一次维修常常花上数小时甚至数天的时间。而盾构推进又是“慢工出细活”,掘进一公里就需要3个月左右,而在此期间工地绝离不开他们。“平时最害怕的就是工作的时候家里来电话,总担心是出了什么大事,所以我跟妻子讲,工作时间没事千万别打电话”。在陆凯忠的团队里,盾构挖掘是工作,更是一种人生追求。 在电视塔上退休的人 63岁的严玉龙个头不高,皮肤黝黑。3年前他就退休了,但作为上海机施公司里资历最老的项目质量员,他就像一根“定海神针”一样,大家都觉得他的测量数据是最为可靠的。项目离不开他,而他也舍不得走。 2005年底,广州新电视塔项目正式开工,机施公司作为国内吊装技术最过硬的团队承接了该项目的钢结构吊装工程,老严也参与其中。“其实一开始家里人都不让我去,因为在外地,又是超高建筑,他们担心我吃不消”。不过老严最终还是让家人“失望”了,他远赴广州,在工地上一待就是3年多。 广州新电视塔的钢结构吊装难度相当大,以六根笔直的钢柱以及中间的核心筒为基础,钢管要以45度的角度盘旋向上环绕46环,而且还得扭出“小蛮腰”的弧度,这是机施公司从未遇到过的挑战。要把任务完成好,测量的精确性就成了关键。 广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气温高、日照长。如果温度升高,钢材就会发生“热胀冷缩”,测量就会产生误差,业内把这形象地称为“阳光误差”,而这点肉眼察觉不出的误差对于超高建筑却可能是致命的。为了和太阳争分夺秒,天刚蒙蒙亮,老严就得带着测量队背着20多斤的仪器奔向测量点。近600米的建筑高度在塔底下根本无法进行测量,老严必须跑到几公里外选点作业,用他的话说就是:“工地在珠江这边,我们测量要到珠江另一边。” 地面测量只是老严一天工作的开始,作为项目质量员,他还得跟着二三十岁的壮小伙子们一起上塔作业,夏天里,塔上温度有时候能高达50摄氏度。不过老严倒是挺“享受”高空作业的生活,“有时候云一飘过来,发现自己就在云层上面,那才叫真正的腾云驾雾”。 “云上的日子”听起来美妙,其实也挺惊险。钢结构吊装经常都在高空作业,本已有一定的危险系数,但是最吓人的则是雷雨天气。老严告诉记者,广州一年中平均有87天雷雨天气,有时,突然之间一片云盖过来,就开始电闪雷鸣了。广州新电视塔周围都是较为低矮的建筑,那么电视塔本身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导体。施工期间,在塔上同时作业的工人数量最多达到300人,雷雨天一来,工人们根本来不及撤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往核心筒里躲。“雷声一响那就是跑,大家都挤在核心筒里,等云飘过去了才能出来”。老严带着笑描述着当时的情景。 2008年3月,工程进入了最为关键的阶段,老严也到了退休的年龄,家人再次催促他回家。不过倔强的老严却在匆匆办完退休手续后又立马飞回了工地。如今,广州新电视塔已挺着“小蛮腰”骄傲地向世界展示着广州的新地标,不过老严退而不休的故事却还没结束,这会儿,他又忙碌在了上海中心大厦的施工现场,何时“金盆洗手”,老严说:“造完这个再说吧。”
国际篇
战火中的“青春之歌” 战火与硝烟距离我们很远,但对于蔡立志来说,却再熟悉不过了。作为建工集团海外部的一名项目经理,他和他的团队曾经在恐怖袭击频发的巴基斯坦度过了628个日日夜夜,在异国他乡的战火中,这支被戏称为“娃娃兵”的团队用他们的坚强与勇敢谱写了一首“青春之歌”。 爆炸吓不退女翻译 中巴友谊中心是象征中巴两国建交60周年的标志性建筑,这一项目落到了建工集团海外部的肩上,蔡立志便是这一项目的负责人。早在2006年,巴基斯坦就被国际组织列为世界高危国家之一,中巴友谊中心按计划于2008年11月开工,这时候也正是当地恐怖主义活动最为高发的时候。 蔡立志拉起了一支19人的项目管理团队,包括他自己在内,35岁以下的青年人多达16个,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刚刚毕业踏上工作岗位的“新人”,这支团队也因此得了个“娃娃兵团”的昵称。 这批年轻人去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人到伊斯兰堡却着实把他们吓坏了。李卫华是管理团队中的翻译,这个1984年出生的小姑娘加入项目组前刚从大学毕业。来之前小李就听说巴基斯坦局势紧张,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小李一直骗妈妈自己是去柬埔寨工作,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她还是没想到第一次国外工作竟是如此惊心动魄。 2008年9月,李卫华跟着项目组的几位领导一起赴伊斯兰堡进行项目开始前的洽谈准备工作,9月20日的晚上,李卫华正和同事们在外面吃着夜宵,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在耳边炸开,随之而来的是周遭玻璃碎片掉落的“哗哗”声。转头一看,不远处的万豪大酒店浓烟滚滚,烟尘弥漫———震惊世界的万豪酒店爆炸案在那晚发生了。 “小姑娘可被吓坏了,回去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蔡立志告诉记者,李卫华当晚回到酒店,不仅吓得说不出话,甚至不敢回房间,就在酒店大堂里坐了一晚上。不过让人想象不到的是,缓过劲来的小李没有打“退堂鼓”,她更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从初时的胆怯惊慌到之后的沉稳冷静,李卫华只用了月余便适应了硝烟中的工作环境,“起初她不敢出去,后来她是抢着出去”。蔡立志笑着说,爆炸没有吓退李卫华这样的“娃娃兵”,反倒让她成了团队里出外勤最积极的“女战士”。 出生入死跑采购 尽管危机重重,但项目组却一点都没有退缩。挖壕沟、建塔楼、竖探照灯,他们在工地周围进行了严密的安全布控,确保施工人员安全。 虽然保证了工地的安全,但出了工地他们又暴露在了战火中。因为采购材料需要赶到离伊斯兰堡不远的拉瓦尔品第,而那里军政机构密集,正是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项目书记徐东林和副经理徐志远算是项目组里的“老兵”,他们主动承担起了项目材料的采购任务。 一天,随行的警察告诉徐东林,拉瓦尔品第当天可能会有恐怖主义活动,不宜进入。但是工程进度紧张,徐东林和徐志远还是决定驱车40公里前往采购,而这时李卫华也跳上了车:“没有翻译可不行,我跟你们一起去”。此时的李卫华已成了项目组中最敢出外勤的“女战士”。幸运的是,当天采购小组并未遭遇恐怖袭击,但是隔天,震天的爆炸声便在工地不远处响了起来。 “巴基斯坦的600多天是我这辈子最难忘也最享受的一段岁月。”王恒欢是中巴友谊中心项目组的又一名“80后”女成员。她告诉记者,仅仅两年不到的时间,她收获了团结、奉献、勇敢、坚强、信赖,在异国的战火中迅速地成长起来。“以前大家总为我担心,现在大家都羡慕我,因为我在巴基斯坦学到的可能比他们在国内工作十年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