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05     解放日报
本报记者 陆绮雯 本报实习生 傅盛裕

(节选)

        201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届十年。十年间，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入驻中国市场，拓展它们的全球化之路，与此同时，大量“中国制造”、“中国资本”也漂洋过海，开始了一段段异国旅程。 
        十年来，上海企业始终站在探索海外市场的前列，弄潮儿向涛头立，聆听世界前沿的声音，洞悉商业巅峰的秘密。今年，本报与市国资委联合开展“上海企业在海外”大型调查采访活动，7个调查组、30多名成员足迹遍布五洲，行程十万公里，忠实记录了上海企业在海外的“生命线”。
        本周三，市国资委与本报联合主办“上海企业在海外”高峰论坛，上海大型国企负责人与经济学家在浦江边坐而论道，畅谈上海企业“走出去”的前世今生，也为将来的新征途寻方铺路。

童继生：从涉外、跨国迈向国际化 
   

        上海建工集团副总裁童继生用“三个阶段，三个转变”概括建工集团“走出去”的历程。建国后，上海建工参与对外援建，中国工程队去到了非洲大陆；改革开放后，上海建工积极尝试国际承包工程，但“做得比较辛苦”；入世之后，走出去才呈现出多元的方式。
      “在对外援助阶段，上海建工只是简单地将中国的材料、工人和技术移植到非洲，更像是‘国际共产主义’。”童继生坦言，“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以为可以依靠对外援助的经验做国际承包，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 
        明白“不是想出去就能出去”之后，上海建工在入世十年中学习了欧美、日韩企业的先进经验。如今，数字最能说明进步和成果——“1998年我接手上海建工海外业务时，对外市场化承包的合同和工程几乎都是零，而今年，我们在海外30多个国家运作着30多个项目，合同价值超过100亿元。”童继生介绍说。
        在童继生看来，中国企业在海外，固然会遭遇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困难，但这些毕竟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早晚能克服”。真正的困扰来自两方面。首先，中国企业总是习惯性地将中国式思维带到海外项目。“举例而言，国外上下班的时间非常分明，休假就是休假；他们也会‘攻关’，但不像中国人，可以想方设法变通。很多困难，在国内可能调整一下就能解决，在国外就要耗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沟通。”政治风险也是企业克服“水土不服”必须跨过的槛。“一些国家政党换届后，很多经济政策会发生变化，企业很容易受到波及。”
        展望上海企业今后的海外之路，童继生表示：“上海是全国经济的前沿，企业的海外业务比例和国际化程度都应该提高。国外一些知名企业的海外业务比例都在50%以上，盈利比例超过60%，上海企业目前平均在5%-10%左右。”涉外、跨国、国际化，在童继生心中，这是上海企业走出去的三个阶段。“目前上海企业处在涉外和跨国之间。通过技术、资本、管理向国外的输出，上海企业的海外业务比例有望达到30%左右，逐步实现真正的国际化。”